又是一年“3.15”，又是一年的“两会”，汽车“三包”直到现在仍没有明确的说法，全国人大代表、广州汽车集团总经理曾庆洪再次呼吁汽车“三包”尽快出台。
汽车“三包”这个已经让人疲倦的问题，直到现在仍没有明确的说法。曾庆洪对记者表示：汽车“三包”规定出台的消息2001年就曾传出，2004年年底《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草案)》公示征求意见。然而，自2005年以来，汽车“三包”规定如石沉大海。消费者遇到质量问题，仍无法维护自己的权益。
除此之外，曾庆洪还带来了其他方面的提案，主要包括：落实国家鼓励自主创新优惠税收政策、完善汽车行业管理、统一轿车等级划分标准、修改《价格法》、零部件销往出口加工区适用税收优惠政策等。
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
汽车产品的“三包”规定迟迟没有出台，使得消费者维权艰难、汽车使用费用高昂并且手续繁琐。
如某车主的新车刚刚跑了1000公里发动机就出现故障，大修一次后又跑了2000公里，同样的问题再次出现。他想退车，结果遭到拒绝。在随后的一年时间内，他找了媒体、厂家、消协，还找了权威部门进行鉴定，结果仍然不能退换。
《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草案)》的免责条款规定，“因消费者未正确使用、维护、修理产品，而造成损坏的部分”以及“发生故障后，消费者自行处置不当，造成损坏的部分”不在“三包”的范围，对于何为“消费者未正确使用”、何为“自行处置不当”，草案中并未明确。在产品质量纠纷中，处于弱势群体的消费者必然处于不利地位。
因此曾庆洪建议尽快出台“三包”法规，他认为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把“三包”中有关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内容纳入到《质量法》中。如美国，在制造商质量担保期内出现缺陷的车辆，合理修理次数后仍不能正常使用，消费者有资格要求换车、货币赔偿或其他补偿;在欧洲，销售者提供的产品不符合销售商允诺或消费者合理期望，需承担更换、修理、降价处理或补偿消费者损失的责任。此外，“三包”的权利主体除了自然人消费者以外，还应扩大到法人主体。
同时曾庆洪还提出应该实行汽车产品质量纠纷举证责任倒置制度。他说：“‘谁起诉，谁举证’这一在绝大多数领域通行的原则，在解决汽车质量问题纠纷时显得很无力，因为没有一个明确具体的评判标准，消费者在实际操作中很难举证。高昂的鉴定费用也可能让消费者中断维权道路。因而在产品质量纠纷中，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制度，由汽车制造商和销售商证明汽车产品质量合格。”
应理顺车业管理体制
此次曾庆洪除了为消费者争取权益之外，还为广汽自主争取相关的优惠政策。他告诉记者，财政部及国家税务总局2006年发布了《关于企业技术创新有关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再次明确了国家鼓励企业技术创新的优惠税收政策。曾庆洪建议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使政策落到实处。
现在“大部制”成为各界热议的话题，对于汽车行业来说，行政管理方面也存在着管理体制职能分割过细的情况。
曾庆洪介绍：多部门职能交叉，造成“多头、多环节管理”。与此相对应的是，各部门基于自己的管理职能颁布各种政策规章。管理职能重复，部分政策法规内容重叠矛盾。这些繁杂的政策法规在实施过程中不仅加大了政府的管理成本和协调成本，也加重了企业的成本，降低了效率。
如在汽车产品认证中，新车上市要通过国家发改委、国家认证委和国家环保总局的强制性认证，同时受《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管理办法》、《3C认证管理》、《国家环保型式核准》等政策法规的调整;而公告认证、3C认证和环保认证有许多重复的内容，其中公告认证规定的检验项目总计为49项，3C认证规定的检验项目为47项，两者完全一致的项目有44项，也就是说，这两种认证的检测项目重复率达到了90%。企业所有的产品等于是做了两遍几乎一致的检测。
曾庆洪在提案中建议：应当理顺汽车行业的政府管理体制，完善行政管理模式，实行集中化的纵向管理模式。
据介绍，关于汽车行业的管理模式，外国主要有“一部制”和“两部制”两种模式。以欧洲为代表的“一部制”模式由一个主管部门集中行使与机动车相关的职能;以美国为代表的“两部制”模式由运输部和环保局分别行使安全、节能、防盗和环保职能。在发达国家，机动车管理纳入整个国家交通管理体系当中，基本上实现了事前、事中、事后管理的有机结合。实行集中化的纵向管理模式，有利于减少重复管理，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
参考国外管理经验，在中国汽车产品认证中，可将公告认证、3C认证和环保认证统一起来，实行检验项目互认，减少重复的检验项目。
一方面是行政管理政策法规繁多，另一方面是社会性管理政策法规缺失。曾庆洪认为，汽车行业的发展，除了要有“经济性管理”的政策法规进行调整外，更重要的是要有社会性管理的政策法规相配套。目前，我国部分城市还存在交通基础设施落后、城市污染严重、环境保护立法跟不上市场的发展、城市停车场紧缺、二手车交易不规范等问题，因而加强汽车行业社会性管理职能的立法显得尤为必要。
